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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被满清耽误了整整三百年，——中华文明从清朝时期开始衰落
　　有人论及中国文明的衰落自满清乾隆酋长始，而且还把乾隆酋长说成是“千古第一罪人”。我觉得这不过是故做惊人之语罢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人左右不了历史大势，确切地说，乾隆朝只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不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中华文明的衰落从清朝建立起就开始了，那是1644年。满清统治者从那时就割断了中国与世界主体文明的交流互动，直到1840年才被重新打开国门，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才得以复兴，直到在1937年抗日的战火中，西南联大开始培育中华民族的科学与文化并开始有所创见。这样算来，清朝整整耽误了中国300年！
　　研究中国文明是不是衰落，何时衰落，衰落的原因以及复兴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事实上我自己曾用一本书的篇幅在研究这一问题。但为了不给大家带来阅读上的麻烦，在此文中，我只简断截说，而把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放在注释里。
　　在此，我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世界文明为什么会被游牧民族不断进犯？二是游牧民族对中国的进犯造成了什么后果？三是中国文明是不是自清朝开始衰落了？
　　一、为什么文明世界会遭遇游牧民族的不断侵犯？
　　一部世界文明发展史是文明之间、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史，哪个文明稍一迟疑，必然落后，甚至灭亡。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难逃这一命运。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三大文明区域是：中东文明[1]、中国文明[2]、欧洲文明[3]，而三大游牧地域是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4]、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5]、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6]。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7]。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
　　印欧游牧民族和中北亚大草原的游牧渔猎民族，对文明世界冲击主要是对亚洲、和欧洲文明的进犯，最主要的有三次：（闪米特、阿拉伯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本文暂不涉及）
　　1、第一次：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8]。
　　2、第二次：是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9]。
　　3、第三次：是公元13世纪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10]。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他们从少年时代在周期性的迁徙、放牧活动中，就学会了周密计划、准确实施，并有严格的纪律。游牧生活方式把游牧民训练得能征善掠、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因此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而游牧民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那么游牧民团体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可以象男人一样照料生活的一切，她们可以让男人们腾出手来专事剽掠。
　　与人们的想象不一样，游牧生活尽管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但它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存在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和商业点，可以为他们提供所必须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繁华景象对于他们并不陌生，而且随时会激起他们的贪欲。游牧民在能够交换的时候就进行交易，当他们饥寒交迫之时就会劫掠，这与当年希腊商人其实也会随时会成为海盗是一个样道理。事实上，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必然立即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前始终是令农业民族生畏的，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被游牧民族侵犯，是每个古代文明的宿命，都逃不掉的。这几次侵犯中国都赶上了，跟世界踩着一个节奏。
　　二、游牧民族的侵犯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三次世界性的游牧民族进犯潮流，中国都赶上了，但影响都不很大。（限于篇幅，本文只说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进犯，即公元前18世纪那次，华夏民族本身还在形成之中，而夏族本身也出自西羌，商族则出自东夷（但周舆博客怀疑商人也来自西方，至少其文明特征很象是西方传来的）。在这次侵犯中，华夏族受到的冲击不大，甚至还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因为当时华夏族的文明程度也不高，而此时华夏文明却获得了“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十三章）。中科院的易华也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事实上，这条“青铜之路”就是中国商周时代游牧民族的主要侵犯路线。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文明因素很有可能是由西亚输入的。
　　第二次进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野蛮人建立了新的王国；印度文明遭到匈奴人的严重摧残；中国北方被“五胡”蹂躏；但东罗马帝国和中国南方保住了。中国尽管北方尽落胡尘，但华夏文明的正脉却转移到了南方，而且得到很好保存；中国北方经过南北朝时期三百年的混乱也终于“民族融合”，胡人被汉化，并最终统一了南方。因此没有人不承认继之而来的隋、唐、五代、宋还是华夏文明。
　　第三次进犯，是蒙古人的进犯，华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沦陷。但由于蒙古人看不起汉人，很难与汉族“融合”，汉人沦为第四等人，备受欺压奴役。现在看来，这到是中国文明的一件幸事，因为没有这种“融合”，汉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由于蒙古人不愿意“融合”而继续压迫奴役汉人，汉人终于起而反抗，把蒙古人赶了出去！而且蒙古人耽误的时间并不算很久，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发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持领先地位。
　　应该说，中国虽然遭遇了三次进犯，但都挺过去了，而且继续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但就在这时，中国却遭遇了第四次进犯：即公元17世纪满洲人对中国的进犯。
　　这次进犯来得奇怪，也很糟糕。因为那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他们已经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历史，并把历史的主动权拿到了自己手中，开始书写西方文明进攻游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后文明的新篇章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欧洲文明中最落后野蛮的一支——俄罗斯，也乘着中北亚游牧民族势微之际，全力向东开进，把过去中北亚游牧民族故壤几乎全部鲸吞。
　　而中国，在这个时刻还没有遭遇西方人的严重挑战，却遭受了一次落后民族的侵犯，这一次侵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三、为什么说满洲人征服中国、建立清朝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在清朝建立之前中国文明的繁荣程度，以及明朝时期的近代化进程。
　　现在很少人知道，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正是满洲人入侵并征服中国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现在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回顾明朝时期的精神文明：
　　在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年-1778年）眼中，明代的中国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僚系统很好地维持着大明帝国的运转。
　　明朝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李贽、唐甑这样的著名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
　　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明朝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
　　明朝时期，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朝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明朝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时期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也就是明朝中晚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程大位、吴敬、朱载、张景岳、杨继洲、吴有性、茅元仪、朱橚、屠本畯、黄衷、马一龙等众多科学家。
　　明朝时期，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西方著名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明朝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
　　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崇祯历书》书中采用第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也对哥白尼的学说做了介绍并大量引用其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1634年，明朝还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天文望远镜，名为筩，其意思为筒，而天文望远镜外形如筒一般。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1592年，程大位完成《算法统宗》，是最早记载使用珠算计算方法计算平方和立方。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西方数学经典著作《几何原本》。1613年，李之藻根据欧洲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与中国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重著，并完成《同文算指》。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1637年，宋应星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与现代相似的理论，认为声音是由急速移动撞击空气或物件振动而产生，声音则则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现代理论非常相似同年，方以智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念。同年，方以智解释蒙气差（现称大气折射）现象。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1567年，明朝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痘接种方法来预防天花疾病，后来更加传入欧洲。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是中国首部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1601年，杨继洲完成《针灸大成》。1617年，陈实功完成《外科正宗》。 1624年，张景岳完成《类经》，张景岳的代表作之一，继隋朝杨上善的《太素》，又一个对《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
　　6、化学和化工方面，1521年，四川嘉州建成明朝首个石油井。1596年，明朝发明火爆法采矿技术。1596年，李时珍于《本草纲目》记载了约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及蒸馏、蒸发、升华等科学技术。1637年，宋应星于《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巨著，有人称它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宋应星把铅、铜、汞、硫等元素看成基本物质，而它们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洐生物质，产生了类现代化学元素类概念。方以智研发了烧焦炭的方法。
　　第三，我们再看看明朝时期的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时期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早在15世纪初的永乐年间，明朝的铁产量就已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
　　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一百多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吨到10000吨之间，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
　　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时期，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中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明朝末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了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郑芝龙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
　　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郑芝龙）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